图为刻印捐赠者名字的办公桌。

图为康大法学院图书馆。

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1月28日、29日,73岁的康奈尔大学代理校长罗林斯(Hunter R.Rawlings III)连续两天给全校师生发了公开信。29日的信很长,但意思很简单,就是告诉大家康奈尔大学坚决反对川普的所谓“禁穆令”,表态作为一个20%的成员来自美国以外国家的大学,绝对不会停止招收包括“禁穆令”国家在内的学生,强调法学院将向遇到麻烦的学生提供免费帮助(法学院院长随后发信确认这一事实),并且口气异常强硬地表示:川普的做法,“与康奈尔基本原则根本对立”(It is fundamentally antithetical to Cornell University’s principles.)。

但28日的信很短,字里行间透露着愉悦。校长向大家宣布,校董事会接受了来自SC Johnson(庄臣日化)的捐款——康奈尔大学校史上单笔最多的捐款1.5亿美元,这也是全美顶级商学院收到的第二大的捐款额(仅次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收到的3亿美元,来自David Booth的捐款)。《华尔街日报》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

有报道说,现任美国庄臣家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H. Fisk Johnson III是康奈尔大学“多重”校友,这完全承袭其家族传统:庄臣家族从创始人到现在的子孙,全都是康奈尔大学的校友。作为庄臣家族第五代接班人的H. Fisk Johnson更是发言说“康奈尔大学在过去120多年中已经成为我们家族历史的一部分,我希望这份礼物将帮助全新的康奈尔商学院加速扩张和增强影响力。我们的目标是让三个学院各自的教学和科研质量增强,并让康奈尔大学商学院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加强大。”为了表达感谢,学校董事会决定将商学院重新命名为Cornell SC Johnson College of Business,即康奈尔庄臣商学院。据康奈尔大学官方表示,这笔大额捐款将主要用于提高学院的师资水平、学生福利及研究项目的质量。其中1亿美元将用来创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来负责支持学校未来师资招聘、研究项目及奖学金项目的管理,另外5000万美元将用于提高在校师生的福利待遇。

——按照罗林斯校长的乐观估计,这份捐款的潜在价值、衍生效应可能突破3亿美元。

无独有偶,3月28日这天,北美最大的中餐连锁“熊猫快餐”(Panda Express)掌舵人程正昌、程佩琪夫妇(Andrew and Peggy Cherng)宣布捐款3000万美元给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医疗工程学院(Medical Engineering)。在访谈中他们重复强调,“作为移民,我们从这个国家受惠良多(As immigrants,we benefited a lot from this country),我们想提振一种奉献的精神,希望鼓舞他人,尤其是华人社区的后来者,能够跟随我们的脚步。”

作为中国人,感受美国社会传统的“捐赠文化”或者说慈善文化,除了对于庄臣、程氏夫妇等的善举心生敬佩外,更多想到的是我们的差别、差距。

当然,东西方富豪们关于财富、遗产管理的差异来自于诸多方面原因,税收制度、社会文化、同侪影响等等皆有作用,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可能要数个人世界观、财富观的影响。近日看到新闻说,巴菲特又已广撒英雄帖,将于2017年5月初在自己的老家,内布拉斯加州小城奥马哈(这个城市只有两样东西有名:巴菲特和奥马哈扑克)召开股东大会,这是全球投资人的一场饕餮盛宴。我的一个好朋友就要专程从国内赶来听一场股神的耳提面命——虽然在我看来不可思议。每次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一封信中》都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在他的心中,所有财产都是上帝委托他们管理的,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财富必须交还,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

前两天看到高晓松先生受邀在盖茨基金会西雅图总部,与比尔·盖茨进行了一次跨界对话。双方共同交流了人工智能、慈善基金会等问题,以及对中国的展望。

在这次不长的对话中,除去盖茨一以贯之的乐观豁达,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反倒是,他在对话中坦诚地告诉高晓松,其去世后20年内关闭盖茨基金会的原因。他表示,自己去世后20年内,基金会将会花光最后一分钱,然后关门。这就是他信仰的那句经典“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盖茨解释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在自己去世后20年内,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基金会成立所设立的消灭疟疾、HIV、脊髓灰质炎等疾病的目标可能已经达成；另一方面,即便到时这个愿景还没有达成,那么也会有其他活着的富豪慈善家根据形势来做出贡献。

说实话,盖茨说的这些具体原因我并不十分关注,真正打动人的是在他侃侃而谈身后事时表现出的阳光向上——对,我愿意用阳光向上来形容这个62岁的中年男人——以及那份人生观中的豁达潇洒。这份感染力带给人的感觉是:哦,他说未来积极可待,那么就一定会是如此。

我现在坐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气派的图书馆大厅中写这篇小文。1937年,这座“马龙·泰勒楼”(Myron Taylor Hall)正式落成,他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哥特式建筑,由US Steel前CEO Myron Charles Taylor捐助150万美元建造——他是康奈尔法学院1894届的毕业生。

1959年,这个和罗斯福、杜鲁门都过从甚密的钢铁大王去世,一向挑剔的《纽约时报》如此直白却又深沉地如此评价:“真是有用的一生啊”(“His was,indeed,a useful life.”)。

我想,“有用的”内容之一,就是今后一年、两年、一百年、两百年,年年岁岁的“常青藤”康奈尔法学院学子都会在一个叫做“泰勒楼”的地方相聚——另外,千万不要认为只有亿万富豪才有资格、有心思做捐赠这件事,事实上,大多数教授的办公室乃至椅子都被刻印上了平凡的捐赠者姓名。我们把这叫做“泽被后世”。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