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的大学及其文化也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太学和书院作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典型代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组织文化。从大学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三个维度出发，考察中国古代太学和书院文化育人，可以发现古代大学在注重通识教育、倡导人文理性、追求德业双修、重视环境育人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对现代大学推进大学文化育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以文化人；大学文化；古代大学；太学；书院

中国古代的大学并非现代意义的大学，但因其承担了高等教育的职能，为中国古代强盛的封建统治培养了大批人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限制，中国古代的大学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局限性，还没有提出大学文化的概念，关乎大学文化育人的理论与实践也未形成完整体系，还处于大学文化的萌芽状态。但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古代大学同样有着今天大学文化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当时的办学理念、学校精神、育人思想、管理制度、环境氛围等大学文化元素，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大学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对于今天的大学文化育人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一、中国古代大学发展历程概述

大学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商时期，就出现了以“大学”为名的教育机构。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这一表述也成为部分学者作为中国古代大学起源的佐证。对此，蔡元培先生就曾引证陈汉章教授的观点：“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见陈教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1]事实上，这时的“大学”，集布政、祭祀、学习等各种活动于一体，不具备现代高等教育的专业性、系统性和制度化，只能说是古代大学的萌芽或雏形。此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相当于大学的机构，如稷下学宫、太学、书院等。尽管这些机构的名称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承担了高等教育的部分职能。学术界较为公认的是将西汉汉武帝时期创办的太学作为中国古代大学之滥觞，这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官办大学的典型。太学发展至唐朝时期逐渐衰微，由民间学术大师主持的具有私学性质的书院逐步兴起，成为此后历朝历代承担高等教育的民间机构。书院萌芽于唐代末期，形成于五代，大盛于宋代，至明清之际，我国书院的发展又有所创新，官办书院渐渐超过民办书院，从而达到鼎盛，最终逐步被新式教育所取代。

随着汉代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确定下来，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逐步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这期间，无论是官办太学，还是具有民间私学性质的书院，都以儒家思想作为传播内容，形成了包括儒家经典《大学》等在内的宝贵的精神文化。

纵观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历史，不难发现，太学和书院可以视为我国古代大学的两种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组织形态，二者一官一民，双轨并行，颇具典型意义，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因此，考察中国古代大学文化育人，重点以这两种基本教育形态作为研究举隅，通过对其文化特征和育人特点的深入研究，来审视中国古代大学文化育人的优良传统，汲取其中的精华之所在，为做好当代中国大学文化育人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中国古代太学文化育人

太学作为中国古代官方创办的大学，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出现。西汉汉武帝于公元前124年，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在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于京师长安修建校舍，创办了太学。太学是具备比较完备的大学形态的高等学府，其设立标志着中国古代国立高等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成为世界教育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所官办大学。此后，太学的发展受到封建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王朝更迭的影响，时建时撤、时兴时衰，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太学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办学体制和育人思路，形成了自身的办学特色和文化特征，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太学的教学内容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

太学教育出于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办学目的，坚持以儒学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唯一尊崇，对课程设置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虽然这些课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主要都是围绕着传授代表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典来设计的，儒家经典始终是太学教育培养人才的根本。

以西汉为例，西汉时期太学以儒家经典“五经”和“三传”为主要教材，并对经、传作出官方解释，限制严格。所谓“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5部儒家正统典籍；“三传”是指《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3部儒家经典。这些儒家典籍内容丰富，涵盖诗歌、历史、政治、哲学、礼仪、宗法等诸多内容。后世的太学在教学内容上虽有变化，但仍然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奉行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理念。

太学在教学原则上坚持“师法家法”，这也是统治阶级为保证其主张的正统儒家经典不被更改、演绎和曲解而采取的措施。清代学者皮锡瑞在其著作《经学历史》中曾指出：“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2]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所谓“家法”，则是指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对师法有所发展而形成的一家之言。西汉重师法，而东汉则重家法。汉代遵师法、守家法的理念，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太学在办学中形成一系列的制度规范

首先，太学具有严格的教师选任制度。汉代太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就是设立博士制度。汉武帝时期，《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等五经设立了五经博士，成为专门讲授儒家经学的教师。后发展至唐代，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几类。博士数量很少，选拔也非常严格，有较高的标准，既要德才兼备，又要学有专长，具备“明于古今”“通达国体”的渊博才学和“温故知新”的治学能力，能够为人师表，成为道德的典范。如汉代的大儒和学者贾谊、辕固生、申培公、韩婴、欧阳高等都曾担任博士。博士的选拔一般采取选任与举荐相结合的制度，除了皇帝直接召请一些贤达任博士外，各地有权也有义务向朝廷举荐博士。到了东汉时期，选拔博士除了要经过考试外，还需要举荐人写“保举状”，突出对被举荐人政治、品德、学识、身体等方面的严格要求。这从制度上保证了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教师，对提升太学的教学质量和形成良好的学风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太学具有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太学在教学形式上坚持经师讲授为主，辅以学生互教和自学，并不断完善教学管理制度。特别是到了唐代，随着皇帝对法律制度的重视，太学的教学管理制度也逐步完善，有的制度还直接纳入了《唐律》之中，上升到教育立法的形式。这些制度主要包括：教官考课制度（主要考核教师工作量及教学效果）、严格的教学计划、统一编审和颁行的教材、严格的考试制度等等，并且这些制度规定的较为详尽。

以唐代的考试制度为例，唐代太学设有三种考试制度，包括旬试、岁试和毕业试。旬试每隔10天举行一次，考察生员此前10天所学课程，考试结果分为及格和不及格，对应相应的赏和罚。岁试每年底进行，考察生员一年所学课程，共考察经义10条，通晓8条者为上第，6条者为中第，5条者为下第。下第即被视为不及格，要重修，也就是留级。如果留级后仍不能及格，要补习9年，9年仍无长进，则令其退学。毕业试在生员学习期满举行，考试及格后可以参加科举省试，也可以由太学升入国子学，特别优秀的还可以直接被任命为各种官职。

此外，为保证教学效果，太学还建立了诸多的管理制度，包括休假制度、日常管理制度，等等。比如唐代太学就规定，如果发生了生员殴打师长的情况，则严惩不贷。再比如如果生员上学满3年，不回家探视父母，则学校必须以道德训喻，教导他们尽孝道。

（三）太学建有校舍和必要的校园环境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考证，即使是早期汉代的太学，已经建有校舍。宋代综合性类书《太平御览》（卷534·黄图）记载：

“王莽为宰衡时，起灵台，作长门宫，南去堤三百步，起国学於郭内之西南，为博士之宫。寺门北出，王於其中央为射宫。门西出，殿堂南向为墙，选士肆射於此中。此之外为博士舍三十区周环之。此之东为常满仓，之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乐相与买卖，邕邕揖让，或议论槐下。其东为太学宫。……学士司舍。”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王莽时期建设的太学已经有教室“太学宫”和考场“射宫”，教师办公室和宿舍“博士之宫”和“博士舍”，有供学生交换物品及买卖的“会市”，等等，且这时的校园环境已经相当不错，“行无远近，皆随檐，雨不涂足，暑不暴首”。

（四）太学十分注重学风建设

太学学生自学时间较为充裕，还有随时发问、请教的条件，学生刻苦学习、勤学好问的风气十分浓郁，世人所熟悉的匡衡凿壁借光刻苦读书，曹褒“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张衡“如川之逝，不舍昼夜”，等等，都是刻苦学习的典范。太学老师之间相互辩论蔚然成风，有利于在学生中形成浓郁的学术气氛。太学还强调教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以德行道艺教导学生，如果学生中发生了有悖道义的行为，被认为是教师没有尽到教导义务，除要惩戒学生外，也要追究教师的责任。这使得太学的师生关系十分密切，当然这种关系包含着学术继承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诸多因素，但仅从学风角度看，无疑当时的学生尊重师长、师长关心学生、师生之间亲如父子的这种亲密关系有利于学生学业的提升。

三、中国古代书院文化育人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到宋代达到较高的程度，此后一直延续到清代，历时一千多年，成为我国教育与文化的宝贵财富。书院在育人方面独树一帜，其中最著名的是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和睢阳书院，成为古代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基地，推动了理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传播，对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奠定了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学者伍振鷟曾指出，书院“与西洋时代相同而年代略晚的现代大学的兴起相较，无论在制度、规模以及教育内容等各方面，均足以相提并论，东西辉映。”^[3]

（一）独具特色的书院精神

书院的精神文化与儒家之道紧密相连，成为中国书院文化的突出特色。

第一，书院以传道、授道为办学理念。书院的办学理念反映出创办者的价值观念，即坚持以传道、授道为己任，倡导独立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并视其为安身立命之所在，这也反映出书院培养人超越世俗的特性，成为书院不同于太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中国古代校训发端于南宋时期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正式形成于岳麓书院的院训“忠孝廉节”，这里“忠孝廉节”校训即可反映出书院所倡导的办学理念。与此同时，书院培养人也难以脱离世俗性的一面，学生们会把书院看成迈入仕途和官场的阶梯和途径，“学而优则仕”同样是书院学生内心深处的价值追求。这种看似矛盾的特性在封建社会士人身上多有体现，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价值理想的反映。历代书院创办者或讲学者之中，许多都是看不惯官场黑暗的仕途失意者。

第二，书院高度重视人文理性教育。这也是书院遵从儒家文化的结果。与太学追求科举考试的官学不同，书院教育以道德人格为教育旨归，更加推崇主体性人格，注重激发主体自身的内在潜能，培养道德理性。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就阐明了书院的教学目的，“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学校贡举私议》出自《朱文公文集》卷69）这里朱熹就指出了书院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培养合乎儒家道德的理想人格。

第三，书院强调以学为本、追求学术自由。书院在教育方法上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在“教”与“学”的关系上，突出学为本位，要求学生做好自学、自悟，多做钻研，教师则居于辅助地位。书院倡导不唯书、只唯实，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互相质疑问难，“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语录》出自《陆九渊集》卷34）这种教学方法无疑有利于学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自由讲学是书院教育的传统和特色，是书院坚持开放办学、兼容并蓄理念的体现，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学者学术传授式的讲学。许多著名理学家，如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都利用书院传授自己的观点，成为各学派学者宣传自己学术观点的学术基地。二是通过会讲或讲会方式开展自由讲学。所谓会讲，是指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讲学，类似今天的学术研讨会；讲会则是由学者们定期聚会讲学的组织，类似今天的学术组织。持不同学术观点的教师和学生可以定期开展学术辩论。如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在江西铅山鹅湖寺就“为学之方”而展开的学术争鸣——“鹅湖之会”，被后人传为佳话。学者们把自由讲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潜心著述立说，有的还创立和形成了独立的学派，产生许多标志性的学术成果，其中很大一部分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朱熹的代表性著作《四书集注》，就是根据其在书院教学时的讲义整理而成。

（二）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

书院独立于官学系统，借鉴官学、寺庙等管理制度，形成了独立的治理体系，实现了书院的自治，保证了书院的高效运转。

第一，较为完备的管理机构体系。各个朝代、同一朝代的不同书院虽然都有不同的办学模式，但却都具有自己独立的管理机构体系。书院管理上实行山长负责制，其管理机构体系包括的职事名称较多，如清朝岳麓书院的组织机构体系（图1所示）就展示了当时的情况：

图1 清朝岳麓书院组织机构体系图

从上述书院的组织机构体系图可以看出，书院的管理职事主要包括教学和后勤管理两部分，组织机构设置扁平化，管理人员比较少。同时，吸引学生直接参与管理工作，培养了学生的同时，减少了管理人员，节约了成本。

第二，较为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书院的教学管理制度在继承传统私学优点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一是较为普遍地实行分斋教学制。所谓分斋，即分科，虽然当时的分斋因标准不一而分法各异，却体现了书院较为先进的教学管理水平。清代白鹿书院就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主要学习五经，每经设经长；治事斋主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律等七个科目，每科设学长。二是制定完备的课程计划。书院的课程计划从形式上看包括读书课程、讲学课程；以时间分类，包括分年课程、分月课程、每日课程，等等，体现了教学管理的计划性和规范性。三是完整的学规学则。书院的学规学则涉及学生的品德修养、学风和日常生活等方面，成为中国古代书院的一大特色。南宋理学家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是现存书院学规中最早、最有影响的，包括“明五伦”的教育目的，注重“道德修身”的教学原则，“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教学方法，以及日常生活行为准则等，成为后世书院普遍采用的学规学则，影响深远，标志着书院教育走向正规化、制度化。四是严格的考试制度。书院制定严格的课业考核制度，通过考试考核学生的学习成效，并给予相应的奖励。特别是书院制定严格的考试纪律规定，防止学生作弊。

（三）以人文建筑和自然环境陶冶师生

书院继承了我国古代建筑和园林艺术的传统，遵从“情景交融、环境育人”的理念，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达到了很好的育人效果。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书院总是建在远离尘世、依山傍水、风景秀美的名胜之地，其建筑和景观体现了儒家的思想理念。岳麓书院就建在素有“岳麓之胜，甲于湘楚”美誉的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白鹿书院建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代大诗人李白至此曾发出慨叹：“余行天下，所游览山水甚富，俊伟诡奇，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嵩阳书院则建在五岳之一的河南嵩山脚下，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同时，书院也十分重视内部的建筑设计和景观布置，书楼斋舍、讲堂祠堂鳞次栉比，先师画像、院规警句悬挂四壁，亭台楼榭、小桥流水交相辉映，梅兰竹菊、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往往建成虽由人作、宛自天成的园林式建筑。如清代的岳麓书院就建设了岳麓“八景”，即风荷晚香、柳塘烟晓、桃坞烘霞、桐荫别径、竹林冬翠、花墩坐月、曲涧鸣泉、碧沼观鱼，成为师生涵养心性、陶冶情操的重要场域。此外，教师还会带着学生考察名山大川、游历古城幽乡，使学生在优美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中受到启迪和陶冶。

此外，书院的藏书与刻书，类似于今天的大学图书馆与出版社的功能，是“书院作为一种完备功能的教育机构的体现”^[4]。书院的藏书极其丰富，既有官方或民间赠书，也有自行购买和刻印的书籍，内容偏重于教学和学术研究，主要是供人借阅，并且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图书收藏和借阅制度。通过藏书与刻书，既促进了教学研究，也对传承优秀文化、丰富中国古代文献作出了贡献。

（四）注重仪式教育

书院的文化活动比较丰富，其中仪式教育是重要内容，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祭祀活动。中国古代学校祭祀先贤、先师的活动由来已久，书院也不例外，并将之发展为书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书院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孔子，不同书院还会将本学派创建者、代表人物一并祭祀，以表明自身的渊源关系、办学传统和所推崇的学风。象山书院就将本学派的先师陆九渊作为祭祀对象。书院的祭祀仪式很复杂，具体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祭祀活动，对学生开展道德、礼仪等方面的教育。

四、中国古代大学文化育人的启示

从中国古代太学和书院两种典型的大学形态中不难看出，古代大学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其承担了古代高等教育的职能是毫无疑问的，身上所体现的大学文化特征和育人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古代大学始终坚持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注重以文化人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自由讲学与自由听讲、学生自学为主、师生关系融洽、教学与学术相结合、读书与修身并重、学规学则健全、校园环境优美、经费来源多样化等优良办学传统，这些优良传统和精神特质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积聚和重要组成，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大学文化育人的重要借鉴。

第一，注重通识教育。中国古代漫长而繁荣的封建社会，统治者坚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终以儒家思想文化作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儒家经典成为以太学和书院为代表的古代大学的主要教学内容，也成为古代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主要内容，大学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始终围绕儒家经典育人而展开，始终坚持以儒家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审美情趣教化和濡染学生。儒家注重伦理道德，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成为古代大学育人的重要内容。

第二，倡导人文理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传》）“道”与“器”的关系，也即“体”与“用”的关系。太学与书院在育人过程中，教师注重言传身教，非常关注学生，把人本、人文理性精神作为文化的灵魂，作为大学教育的“道”与“体”，鼓励学生自学、问难论辩，不断提升自身修养，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将科学技术等自然科学及科学精神作为大学教育的“器”与“用”，这也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教育不受重视的观念之源——重“道”而轻“器”的思想。科学技术被称为“奇技淫巧”，在五千年中华文明中一直处于被压制地位，科学技术教育也只是以父子家传维持生计的方式缓慢前进。这也启示现代大学必须坚持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并重。

第三，追求德业双修。古代大学追求做人与为学的紧密结合，强调德业双修、学行并举，“尊德性与道问学”（《中庸》），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基因，特别是古代书院高度重视以德育人，追求道德的养成和人格的完善，强化仪式感教育，成为贯穿中国古代文化育人的鲜明特色。《大学》开篇所阐明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大学崇尚道德的价值追求。与此同时，太学尤其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以文化人的文化场，对学生的学业和学风有着自己的理念和要求，强调学习要刻苦钻研，制定严苛的管理制度保障学校的优良学风。

第四，重视环境育人。古人向来重视环境的育人作用，从“孟母三迁”的故事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都体现出古人对人的生存和成长环境的重视，昭示出中国古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审视。自然环境和校园建筑是古代大学存在的物质形态，也是对学生影响最为直接的育人环境。无论太学还是书院，都非常重视大学自然环境和建筑的育人作用，创建者一般把太学或书院建在安静幽雅、风景优美的名胜之地，对于建筑的设计、景观的布置、环境的构建也都别具匠心、倾尽全力，力求融入儒家思想文化、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体现出古代大学对环境育人作用的重视。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2019JBWZD0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8.

[2]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9:136.

[3]伍振鷟.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台湾:三民书局,1982:103.

[4]朱汉民.中国书院文化简史[M].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7.

（《北京教育》（德育）2019/6 作者：张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