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份，在新入学的大学新生面前，何玉芳很少主动提及自己的民族。但在家乡，她可谓家喻户晓。她的直系侄子、外甥女中就有8人考上大学，其中3人更是考取了北京名牌大学的硕士学位。知识不仅改变了何玉芳的命运，更改变了一家人甚至一族人的命运。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眼睛怕光，经常头疼得不能正常上学，后来能考上大学，实在不容易。”何玉芳说，“因为我是赫哲人，所以只有努力，再努力。即便到了现在，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停下来。”

 

“再不好好烧火就把书给你烧了”

 

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少数民族展板上，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介绍旁每个都配了一张照片。赫哲族的照片上，是一个小眼睛、高颧骨的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就是何玉芳。

 

“很久没去民族文化宫了，不知道那张照片还在不在。”何玉芳笑着说，“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很‘赫哲’，所以经常被来采风的人要求拍照。”

 

赫哲族是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一年四季以捕鱼为生，在冬天可以掘开两米厚的冰层捕捉活鱼。几十年前，即使生活不富裕，孩子们也经常有鱼吃，不过却很少有活钱上学。何玉芳在家排行老四，上有哥姐，下有弟妹。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拉扯6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何玉芳很小就开始与哥哥姐姐一起帮妈妈干活了。她爱读书看报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即使在烧火做饭时，也喜欢抱着一本书，入迷时常常忘了添加柴火。有一次，“忍无可忍”的姐姐甚至大声训斥她：“再不好好烧火就把书给你扔灶坑里烧了！”

 

于是，白天闲暇时，何玉芳坐在江边看书，晚上没事了，在月光下看，甚至临睡前，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结果，眼睛给看坏了，刚上初中就戴起了眼镜，在家乡特别“惹眼”，被村里人送了个绰号——“大学生”。这个称呼虽然让小玉芳很不好意思，但也成为她暗暗奋斗的目标。

 

1979年，高中毕业的何玉芳选择回家务农，想为母亲分担一些生活的重担。那时国家刚恢复高考不久，很多人都没有考大学的意识，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何玉芳却不一样。劳作之余，在田间地头，她仍抱着书看，想考大学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但是考虑到家庭情况，还是不好意思提出来。知女莫如母，妈妈猜出了女儿的心思，对她说：“孩子，你想考大学，就回学校读书去吧！”姐姐也支持她：“家里有我帮妈妈干活，你不用担心。”就这样，何玉芳重回校园，开始备战高考。

 

第一次高考，何玉芳失利了。那时她真想彻底放弃了，因为实在不忍心让贫困的家庭再拿出学费，当时也正好有学校在招代课老师。没想到母亲比她还要坚定：“不要因为家里困难就放弃考大学，只要你想学，只要妈妈活着，你就能学下去！”

 

何玉芳说，就是这一句话，让她一辈子都从心里感谢并敬佩母亲。

 

第二次高考，何玉芳顺利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政治学专业。在兄弟姐妹、亲戚、甚至邻居的资助下，她完成了本科学业，接着又拿下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硕士学位。最终，她离开家乡，来到北京，获得了中央民族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

 

“让民族文化‘活着’传承下来”

 

何玉芳真正研究赫哲族文化，是从读博士开始的。在她心里，总有一股劲儿，想为自己的民族出点力，做点事。

 

何玉芳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中国赫哲族与俄罗斯那乃族的文化变迁。中国赫哲族和俄罗斯那乃族本是沿着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两岸而居的同源民族，他们同喝一江水，同捕一江鱼，同说赫哲语。19世纪中期“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以后，赫哲族与那乃族分属于两个国家，成为跨界民族。分开150年后，原本的同一民族分别受本国主流文化和现代化的影响，民族传统文化异向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快，都面临着消亡的危险。

 

为了做出高质量的研究，何玉芳多次到俄罗斯那乃族聚居地实地考查，甚至推迟了一年才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在那乃族，何玉芳看到的一切让她喜出望外，兴奋不已。比起赫哲族，那乃族的民族文化保存得很好。前苏联解体后，虽然那乃族的经济发展落后，但地方政府和那乃族自身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很强。与之相反，赫哲族虽然住上了楼房，但原来带有民族特色的土房都被推倒了，民族赖以生存的江河也被污染，没有了鱼，鱼文化也就消失了。何玉芳说：“即使赫哲族的文化记录做得再好，在博物馆里保存得再好，也不如让文化‘活着’传承下来。”

 

事实证明，研究赫哲族文化，没有比赫哲族人自己更适合的了。何玉芳博士论文的创新研究得到了专家评审组的高度评价。

 

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何玉芳出版了专著《赫哲族那乃族文化变迁比较研究》。随后，她又在《光明日报》和几家核心期刊上发表了相关文章。

 

何玉芳的努力让很多人看到，赫哲族人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做了那么多深入的研究。一些大学和学者慕名而来，与她合作，请她承担相关课题的研究。当国家一些机构在做与赫哲族相关的课题立项时，也都会邀请何玉芳来做评审。

 

“为《乌苏里船歌》打官司”

 

研究赫哲族文化是何玉芳的一个心愿。但母亲的一个心愿，她再也无法完成了。

 

赫哲族有语言，但没有文字，何玉芳母亲常对她说，要多学点赫哲语和赫哲民歌。每当想起母亲说的“你比起研究赫哲族文化的汉族人有多好的条件啊”，何玉芳都不免心酸：“我当时没当回事，现在醒悟了，但也晚了，妈妈在我上大学时就去世了。”

 

为了保护民族文化，何玉芳和赫哲族的一些有识之士做了件从来没想过的事：为《乌苏里船歌》打了场官司。

 

为世人所熟悉的《乌苏里船歌》由一个知名艺术家改编并演唱，这位艺术家也直接署名作曲。然而，《乌苏里船歌》并非由他作曲，而是赫哲族的一首传统民歌，被改编前是一首情歌。

 

何玉芳并不擅长打官司，但凭借学者的执著和不容置疑的取证，他们最终赢了这场官司。

 

除了相貌很“赫哲”，何玉芳说自己的性格也很“赫哲”。“赫哲人正直、善良、热情，好交朋友。说句笑话，赫哲人不适合开饭馆做生意，因为太好客了，弄不好就赔了。”她说起这些时难掩脸上的骄傲，“过去的赫哲族村落，那都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出门不锁，没有什么犯罪。”

 

赫哲族还有个特别好的传统，那就是遇到年幼的孤儿和孤寡的老人，即使不是亲戚，甚至不是同一民族，赫哲人也会把老人和孩子接到自己家里来养。“所以，赫哲族里很少有独自生活的老人和小孩。”何玉芳说。

 

在北京的赫哲族人圈中，何玉芳绝对是中心人物之一。每年开两会时，在京的赫哲族人都会聚一聚，她每次都作为重要嘉宾被邀请。

 

“现在的赫哲人，几乎都与汉族通婚，孩子们大多都能接受9年制义务教育。”何玉芳说，“赫哲族与汉族的文化融合，是挡不住的了。”但令何玉芳忧虑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在家里家外都说普通话，已经很少有人会说民族语言，唱民族歌曲了”。

 

直到现在，何玉芳仍然保持着逢年过节做赫哲族菜的习惯。但凡是家乡来的人，她都会主动招待。在北京上学的赫哲族学子，也经常参加她举办的聚会。她对这些赫哲族后代说的最多的是：“一定要经常见面，一定要团结，有困难互相帮助，这是咱们赫哲族的传统。”

 

没有人比何玉芳自己更清楚，弘扬民族传统、保护民族文化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