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科在高铁现场进行无线信道测量

为了后世能够平衡工作和生活，我们必须为他们创造条件，这是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方位感。

“各位同学，你们知道今天我所讲的射线追踪技术、镜像法这些内容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吗？”

北京第十一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讲课环节的最后2分钟，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官科使出“杀手锏”，由技术本身讲到60年前技术发轫，再从技术储备讲到人才培养。

“技术储备不能无中生有，人才储备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正所谓‘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为国储备人才，是同学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也是教师坚守三尺讲台的意义所在。”讲台上的官科慷慨激昂，结束了20分钟的讲课，最终获得了北京第十一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工科类一等奖。

对于理工科教师而言，要将科学技术与信念使命结合得紧密贴切并不容易，在人们传统的印象中，明明只是一个算法、一套公式、一组定理，又怎么能彰显思想和美德？但在官科看来，这样的结合却很自然。这份对主题自然的升华，正是多年的辩论历练留给他的财富。

意气风发少年人

上世纪90年代，国际大专辩论赛风行，年轻学子挥斥方遒、激扬文字，为中国缔造了一个个辩论传奇。姜丰、蒋昌建等学子的辩论风采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人。

2000年，“黄山杯”首届全国大专辩论赛在央视播出后风靡一时。当时还在上高二的官科，收到父亲赠送的两本书，一本是1993年复旦大学在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夺冠后出版的辩词实录《舌战狮城》；一本是1998年西安交通大学在“蓝带杯”全国大专辩论赛夺冠后，代表大陆高校摘得国际大专辩论赛桂冠后出版的《雄辩天下》。

出身文科家庭，从小在辛弃疾、文天祥、王勃的诗词中浸染的官科，很快就被书中、电视中的辩论场景迷住了。他渴望成为辩论队的一分子，也“渴望通过演讲和辩论去影响更多人，就像当年的自己被他们影响一样”。

虽然父母学文，但希望子女投身科技战线，于是两年后，怀着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信念与对辩论赛的热情和向往，官科考入北方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原校名）通信工程专业。

入校第一天，官科就在打听如何加入辩论队，但他等来的消息却是尚未组建。他便和几名志同道合的同学，从章程撰写开始，一手组建校辩论队。

后来的北京交大辩论队一发不可收拾。2004年，在“泰豪杯”全国大专辩论赛上，北京交大学子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官科荣获“优秀辩手”；2007年，北京交大辩论队获得CCTV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中国大陆区季军，他获得半决赛最佳辩手；2008年，代表中国大陆到新加坡参赛，在第四届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开赛上，官科获得两场最佳辩手……

“辩论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人的辨证思维，从正反两方面看一件事的合理性，对于换位思考、同理心的建立至关重要。”官科说。

当学生时，通过建立起对导师的同理心，官科理解了导师的爱之深、责之切；从教后，通过建立起对学生的同理心，他明白学生关心、焦虑什么。“每个人只是从单一视角看问题，无法理解对方的需求、焦虑，也就不能解决他的困难。”这是辩论给他的深远影响——从学生的角度考虑学生的感受。

研究生马蕾告诉《中国科学报》一个细节，在实验室里，官科特意将自己和另一位教师的位置和同学们混在一起。“官老师因材施教，有的同学擅长编程，他就让他们专注基础科研平台的开发；有的同学喜欢理论分析，他就让他们利用开发好的平台开展各种应用研究。从不会给人很大的心理压力，总是鼓励学生发挥各自优点，而不是一味要求弥补短板。”

思维的瑜伽

辩论被称为“思维的瑜伽”，没练过的人无从着手。只有经过大量系统的训练，才能驾轻就熟。

怎么自然地“升华主题”，让更多工科教师借鉴，也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官科以曾经的辩题“斥巨资收购流失文物”为例进行解释。站在正方立场，强调文物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重复性，以及对于我国民族凝聚力与国家荣誉感的重要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如果您知道这口大钟早已流落日本，会不会有如鲠在喉的感觉？你究竟是握紧手中的钞票，还是挽救承载民族千年记忆的国宝？”

辩论需要更换立场。“花1000万去买乾隆的床头灯，它又承载了什么？是否文物一入海关，我们就振奋了？过去中国每10万人才有1个博物馆，1个国民每10年才去一次博物馆。你都不认识文物，又怎么能去认同它的价值呢？”

“因此相较于回购文化，当务之急，我们更需要搞好文博环境，提高老百姓对文物的兴趣。”官科说，这就是辩论给人带来的“思维的瑜伽”。

如果说辩论经历用在教学基本功比赛，体现的是一种“技巧”，那么在科学研究中，则体现为一种“思维”。

辩论中，即便对方观点荒谬，也不可能没有任何闪光点。在此基础上，建立分析问题的能力是官科所看重的。

读论文的时候，他会比较秉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的异同，通常会发现双方在各自语境中都合理的地方。“辩论的魅力在于发掘不同观点成立的论域，而科学研究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辩论时，要求选手在激烈的语言包装下，把自己、对方的底线整理出来。这种能力演变到做科研，就是理清科研界争论问题的来龙去脉，寻找共同的本质。

关于隧道里的电磁波传播，此前的研究形成了两派学术观点。一派认为距离发射天线近，符合自由空间传播；另一派认为距离发射天线近，符合多模态传播。

学生时代接触到这一争论时，官科感到很困惑。后来，他发现两种传播机理都存在，只不过要看观察者距离发射器的远近，两派观点才分别成立。最后，他推导出了两种传播机理发生变化的“分界点”位置，统一了两派观点，也形成了他学术上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隧道中电磁波传播机理的区域性演化规律。

在辩论思维的助推和个人努力下，9月24日，官科受邀参加在美国夏威夷举办的第九十届车辆技术大会，并代表全体作者领取了由IEEE车辆技术学会主席颁发的获奖证书。他领衔的论文荣获IEEE车辆技术学会2019尼尔谢菲尔德最佳传播论文奖，并成为尼尔谢菲尔德最佳传播论文奖自1993年设立以来，首篇第一作者和第一单位均来自中国的获奖论文。

不厌其烦构建历史方位感

辩论不单单是赛场上的唇枪舌剑，将合适的辩论素材融入课堂，有助于把握“思政进课堂”的真谛。

“同学们，400年前，十几岁的戚继光在登封城楼上慷慨陈词，‘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100年前，青年周恩来东渡日本前创作《大江歌》，‘大江东去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他们的报国志向，在年轻时就有迹可循。”

“1895年甲午战败，清廷派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在谈判最关键的时刻，伊藤博文吟诵两句诗歌，‘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这首诗是李鸿章年轻时所写，被少年时的伊藤博文读到，促使他日后走上政坛有一番作为。再次听到自己的诗文，却是在这样的境地，李鸿章深感大势已去，无法否认对方比自己更好地践行了当年的意志与信念。”

“守卫南沙群岛和帕米尔高原的小战士们和各位同龄，条件艰苦，却坚韧不拔。相比之下，各位同学在校园里窗明几净，岁月静好，却仍然牢骚满腹，试问有何颜面面对为我们负重前行的年轻战士们呢？”

……

在官科的课堂上，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为学生构建历史方位感，从纵向、横向讲解各个时代年轻人的所作所为。“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各自的担当与使命，让学生们了解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就能明白应该承担的使命。”

这一切看似历史系或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师生才有的素材，都来自于辩论给予官科的财富——十几年来在大量辩论赛题中积累的素材和故事。“年轻人的故事本质上是一致的，了解之后你就会有一定历史方位感，再把建立历史方位感的过程讲给学生听，帮助他们建立人生坐标。”

人才的逆向流动

官科师从中国铁路通信首席专家、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钟章队曾告诫门下弟子，我们的周末都是用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如果他们休息、我们也休息，技术上永远也超越不了。

同样的话，讲给一个从没有去过欧洲的人，很难产生共鸣。在博士期间，钟章队将官科送至西班牙、德国留学，对此他有着深刻的感受。

在德国，下午5点后只剩下中国留学生待在实验室里。有一个说法，中国“1G空白、2G跟随、3G参与、4G追赶、5G领跑”。昔日的欧美企业轰然倒塌，中国企业迅速崛起，产生如此巨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一群下午5点后和周末永远都在加班的中国人。

结合自身感受，将导师的话二次解读、加工，官科理解得很透彻。他曾经站在讲台上情不自禁地对学生说道：“你们现在看到欧洲人吃冰淇淋晒太阳，那是他们祖辈夜以继日辛勤奋斗而来。为了后世能够平衡工作和生活，我们必须为他们创造条件，这是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历史方位感。”

“出去就是要学本领，而不是取证书。”钟章队对官科的规劝，至今犹在耳畔。博士期间，官科本可继续在马德里攻读，获得双博士学位，但钟章队认为，学本领就要到最前沿的地方，为了事业奋斗而不是学历镀金，最后，官科选择了到德国继续自己的研究。

也正是这次际遇，使得官科后来成功申请“洪堡学者”，并在作访问学者期间，实现了“人才的逆向流动”。中国人出国留学再正常不过，但是把中国人从西方发达国家吸引回来读博，这听起来不可思议。

在德4年间，在射线跟踪技术上我国已实现世界领先。官科自信地告诉学生，如果你想继续参与更先进的研究，或许回中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已经是领跑者。

在德国布伦威克大学就读的中国研究生弋浩凡、闫冬，就是被这样吸引回国，加入官科所在的现代通信研究所的。“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感觉，是我们回国最大的说服力。”弋浩凡说。中德毕业与开学时间不衔接，弋浩凡提前半年以校外科研人员的身份来到实验室，并得到实验室支持参加多个学术会议。如今，博一刚入学，她就有了一篇即将发表的国际同行颇为认可的科研论文，深感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从自己出去，到把学生吸引回来，实际上是我国通信学科发展从跟随到超越的一个缩影。采访结束前，官科有一个更大的愿望，那就是将来不只要把本国的学生吸引回国，还要把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才吸引过来，让中国成为通信人才高地，因为“这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