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收回路权的爱国运动如火如荼，我国第一所管理学校在北京诞生。这座自主创建的科学教育基地，倾注了新一代觉醒知识分子的梦想、勇气和智慧，她紧随中华民族在战火中艰难前进的步伐，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呼吸共命运，度过半个世纪的崎岖岁月，迎来了光明（《京色交大》“业开先河”篇导言）。

 

“清廉爱国”的实质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富而富,以民众之乐而乐。“清廉爱国”的最高境界是为国捐躯，但如果连清廉都做不到，何谈为国献身？有舆论指出，中国已跨上国家发展的高平台，但“贪腐烈风”正在凝聚起一种伤筋动骨的危机，要是跨不过这道坎，只能亡党亡国，前功尽弃，因为贪腐是权力的癌症。

 

 

知行统一的理念,是交通大学时期首任校长叶恭绰提出来的。他说:人类生存世间贵在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学说愈精,应用愈广……学术独立,非与致用分离，方今科学昌明,无处不有学问,小如砌墙运铁,大如行车造路,莫不含有至理……在人类幸福言之,贵致用也。

 

随后, 教学实习活跃起来，足迹遍及京张线南口站、济南机电厂等地；师生们还纷纷组织起“英文研究会”、“学科研究会”、“站务管理研究会”、“交通经济学会”、“铁路财务学会”和“交通学社”等学术实践性团体。学校制发了“知行”徽章。这些“知行统一”的各类活动，引导着历届校友求知践行的思考与行动。

 

2003年9月,在恢复北京交通大学老校名时，校园里建起了花岗岩“知行碑”，其碑文称：……上纪廿代交大定知行为校训其乃治学育才之良策万千交大学子循知行之路精读课业践实笃行尽心竭力躬行不怠当此新纪星耀校训重振交大学人铭记知行与时俱进共创新辉可见，“知行统一”也已成为交大人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客观世界的发展，依从了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所以能够生机盎然，生生不息……其中的逻辑关系是：只有与时俱新，才能与时俱进（《与时俱新?前言》）。

 

关于我校的创建，笔者曾在《非凡出世 志高意远——北京交通大学百年文化底蕴研究之一》一文中指出：   

 

办学动机与理念来自对主要工业国家发展经验和我国历史现状的聚焦……19世纪初，世界主要工业国的学校已走上科学教育的发展道路，建立了与其经济、科技制度相适应的以教授近代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教育制度，使本国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得到迅速发展，国家日益繁荣强盛。这种趋势和发展经验给中国留学生们以莫大的激励，他们纷纷立志要把封建落后的旧中国也引导到这样的道路上来。

 

曾鲲化是当年邮传部留学日本归来的普通职员，曾于1907年上书创办“铁路管理学堂”。当时的邮传部长徐世昌，接受该倡议，成功创办了“铁路管理传习所”——我校前身。1921年3月8日，交通大学董事会成立，并于第二日第一次董事会上票选叶恭绰为校长。

 

此后，我校在历次重大社会变革中，都能提出创新主张，采取创新措施，实行创新行动，在与时俱新中达到与时俱进，走上时代的新台阶。一句话，如果没有“与时俱新”的精神，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费孝通观点)。

 

“文化自觉”，指的是“交大人”对自身的校园文化，包括教育文化、学习文化和校友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这一认识，我是在参加《京色交大》的编写过程中形成的。可以这样说，《京色交大》4个篇章“业开先河”、“探索奋进”、“蓬勃发展”和“世纪跨越”所记录的，就是交大人“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的“文化自觉”的体现，从而不断地增强了“文化信心”。

 

以上四种“交大精神”，是一个不可分割而相互交融、支持与促进的整体：清廉爱国是其标志——奋斗方向；知行统一是其根基——发展路径；与时俱新是其动力——升华要领；文化自觉是其品格——成功秘辛。 (《京色交大》副主编  承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