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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是北京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如今，人们远眺北京交通大学校内的红果园，可以看见“北京交通大学”6个字巍然立于思源楼顶。这6个字源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由于学校改名为“北京交通大学”，其中的“京”字则是剪辑于毛主席题写的其他校名。

说起毛主席题写校名“北方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代表全校师生员工曾经通过多个渠道，4次向毛主席提出请求，最终搬出“救兵”才满足了大家的强烈愿望。这背后究竟有哪些趣闻？

9月10日，是北京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如今，人们远眺北京交通大学校内的红果园，可以看见“北京交通大学”6个字魏然立于思源楼顶。这6个字源于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千龙网记者于振华摄

建国前后校名一波三折定名“北方交通大学”

日前，北京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张立学在接受千龙网记者独家专访时介绍说，北京交通大学的前身是清政府时期创办的铁路管理传习所，民国时期曾数易其名，1949年唐山工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华北交通学院合并组成中国交通大学，直属铁道部领导。

为便于统一领导平、唐两院工作，中国交通大学在北平东交民巷34号设立校部。主持校部工作的是铁道部任命的校长茅以升、副校长金士宣。新组建的中国交通大学属铁道部领导，只包括铁道部所属学校，只设与铁路有关的专业。

其实，人们发现，“中国交通大学”这个校名有些许不妥之处，因为上海已有交通大学，中国交通大学却并不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有建议改为北京交通大学，但唐山工学院又不在北京。有关校名一事，争议不断，却一直没有定论。

直到1950年6月，铁道部滕代远部长亲自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并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吴有训校长，铁道部吕正操、武竞天副部长，以及中国交通大学茅以升校长、金士宣副校长等参加座谈。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吴有训校长对铁道部重视高等教育、重视培养人才表示非常赞赏，但到了会议的尾声，他对“中国交通大学”的校名一事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叫中国交通大学,难道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叫外国交通大学吗？”

吴有训校长这一坦率、诚恳的意见，引起了铁道部的重视，很快他们便报请政务院更改校名。此事发展相当顺利——1950年8月21日，政务院第46次会议讨论决定将中国交通大学校名改为“北方交通大学”。过了几天，8月27日，政务院下达命令：“中国交通大学更名为北方交通大学，由铁道部领导，并任命茅以升为校长，金士宣为副校长。”

如今看来，“北方交通大学”这个校名，对该校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使学校既可以继续为铁路事业服务，又可以不受“铁道”的局限，能够名正言顺地拓宽专业学科面。同时使学校的发展空间更为广阔。有利于向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性大学发展。

1951年，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北方交通大学”，让该校师生倍感自豪。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独家供图

交大师生要求茅校长一请毛主席题写校名

我国“毛体”大学的校名很多，其实大多数都是后来“集字”而已，当初并非真正由毛主席亲自题写。由毛主席题写的校名总共只有16所，后来不少学校更名，不再使用。

今天仍在使用的“毛体”大学校名，全国其实总共仅有13所，北京交通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的12所高校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安徽大学、广西大学、贵州大学、湘潭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1950年，毛主席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中央戏剧学院题写校名。这一年，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正式定名为“北方交通大学”，学校已制发了仿宋体字样的校徽、证章。

当时毛主席已先后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题写了校名，北方交通大学的师生员工对此非常羡慕，纷纷要求校领导请毛主席为北方交通大学题写校名。

京、唐两地的师生员工也经常到校部去提出这个要求，茅以升等校领导也很赞成。当时铁道部负责北方交通大学工作的是武竞天副部长，茅以升校长便向武副部长提议，请铁道部正式函请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呈了请毛主席为北方交通大学题写校名的请求。这一请求提出后，全校师生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答复，却一直不见正式函复。

毛主席当面称“本家”茅校长借机再请题字

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召开新年团拜会，这项活动将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决定于1950年12月30日寄出所有请帖。那一天，茅以升便接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的来信，信中附有团拜聚餐活动的请帖。

当时，茅以升打开这封信件一看，发现信上注明：“请参加第一席。”“第一席”这3个字让茅以升顿生欣喜，因为这表明他能和毛主席同坐一桌，这表明他有机会能与毛主席近距离交谈，他就可以趁此机会当面恳请毛主席题写校名。

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宴会上，茅以升和毛主席坐在了同一桌。同在第一席的还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孙、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林砺儒、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人。

在入座前，周总理曾将茅以升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发现眼前这位意气风发的人士姓茅，便含笑着说：“咱们是本家啰！”毛主席用湖南方言主动“套近乎”，意在引导茅以升不要感到拘谨。而这让茅以升预感到自己只要抓住这个机会，求字一事就会水到渠成。

宴席上的气氛轻松自在，大家谈笑风生。其中，毛主席曾饶有兴致地与茅以升交谈：“啊，你是北方交通大学的校长！”茅以升立即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先将北方交通大学基本情况简单地跟毛主席汇报了一下，顺势直奔主题——郑重地转达了全校师生对得到毛主席题写校名的热切期盼。

这显然有些出乎意料。当时，毛主席听明白之后笑着点点头。但是，毛主席旋即思忖片刻，似乎有些顾虑。毛主席说：“我写得不好，为清华题的字，还有人有意见。”茅以升只得将师生们为向毛主席求字所做的一举一动，都如实告知毛主席，并说这对于学校来说是莫大的光荣。

这次请愿提出之后，茅以升便向毛主席竭诚表示衷心感谢，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茅以升后来曾这样回忆：“我向主席恳请题字时，本来意思是催请，但不好这样说，如说是‘已有文到办公厅，尚未蒙发下’等语，那就不太恭敬了。因而我当时的话，听上去好像是初次请题，比较容易措词。”

茅校长向毛主席求字一事到此，似乎是尘埃落定了。然而，两个月过去了，毛主席题字仍杳无音信。

茅校长三请无果搬出“救兵”铁道部长四请毛主席题字

北京交通大学全校师生们的热切期盼，校部领导们也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1951年3月9日，茅以升等校部领导又就请毛主席题写校名的事，向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递送了一个报告。

然而，当时全国抗美援朝运动汹涌澎湃，1951年5月1日就要举行抗美援朝示威游行，毛主席题字一事便一直搁置着。而抗美援朝大示威运动是一件全校教职工学生2000余人都须参加的大事，而且“均须佩戴校徽参加游行”。

茅以升等校领导思忖再三，决定于1951年4月11日向滕代远、武竞天两位领导写了一个报告，要求领导当面请求毛主席给学校题写校名。滕部长见信后，就找了个机会，于4月20日到了毛主席那里，当面向毛主席转达了学校师生员工的热切希望。这次由滕部长亲自向毛主席当面转达北京交通大学全校师生的愿望，是促成这件事的关键。

于是只隔了两三天，毛主席便在一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信笺上写了两行“北方交通大学”。今天，我们仔细对比这两行字，便能发现下行字的右上角被毛主席划了个小圈——这表示毛主席对该行字的满意度较高，如果要选择的话，他建议选择这行。

这一题字下方没有落款，也没有注明年月日。题字写好后，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通知铁道部去取。紧接着的1951年4月24日，铁道部办公厅将这一喜讯通知北京交通大学校部，要负责人马上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新华门内)去取毛主席的题字，随后又来了个部文。

北京交通大学校部领导闻讯后，十分地激动与重视。由于茅以升校长出国参加世界科协大会，因此，在接到铁道部的通知后，金士宣副校长立即坐上校部的小汽车直奔新华门内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取回了毛主席的亲笔题字。

毛主席的手迹还未送到学校，消息已传遍了北京交通大学整个校园，大家欢呼雀跃着表示要一睹为快。不多时，金士宣副校长的汽车便驶进了学校的大门，大家纷纷奔赴校部争先恐后地挤着观看毛主席亲笔题的校名。京院师生员工的心情十分振奋，校园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毛主席题写着“北方交通大学”校名的信笺中，除了藏着对全校师生的教育和鞭策，还蕴含着毛主席对中国铁路事业和铁路高等教育的殷切关怀。在铁路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大之际，毛主席为北方交通大学题写校名，这一举动是希望北方交大的师生们能承担起党和人民“办好学校”的希望，能担起“培养出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铁路建设人才”的重托。

1951年6月19日，1500枚由校部照毛主席题字原件制成的北方交通大学新证章、新校徽被佩戴在了京、唐两院师生员工的身上。师生员工们脸上满溢的自豪与光荣，无不传递着大家的激动心情与对新校徽、新证章的喜爱。

张立学副部长表示，在过去，这六个大字是前辈们努力争取而来并将之作为鞭策自己不断向前，且争取做到不辱毛主席期望的信物。现如今，毛体的“北京交通大学”六字屹立在北京交通大学教学主楼思源楼顶，在阳光下仍然熠熠生辉。

（文/千龙网记者于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