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广立

 

“我老说我在中国高铁事业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布道者’，是一个‘行僧’——我更愿意叫‘行僧’。苦吗？也苦，但是和过去的那个苦不太一样，这中间也有乐趣。我的理念、想法、知识得到了传播，并且通过大家的实践能够有结果，这是很快乐的事儿。”

 

因参与组织实施“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和主导中国高速列车“普系化”技术平台研发取得重要突破，贾利民获评中央电视台2014年度“十大科技创新人物”，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人工肝技术的开拓者”李兰娟等人同台领奖。

 

谈及获奖，贾利民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荣誉，而是对中国高铁科技创新事业全体工作者和中国高铁发展成就的褒奖。

 

 

在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读研或读博的学生，几乎人人都知道，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方向首席教授贾利民的学生——尤其是男生，抹着泪从他办公室出去是常有的事儿。但就是这样，交大仍有很多学生羡慕他们“是贾教授的学生”。

 

成长于戈壁滩上的贾利民性子直，有一说一。抹泪出来的学生多半是被他骂哭的。“我对学生确实很严。这样做主要是想让他们能够对他们存在的问题更严肃认真地对待。”

 

“实际上我对学生，既是师生，背后的情感又如同父子，所以我‘修理’他们不留情面。”骂归骂，贾利民做导师很有一套，培养学生中他把自己定位成三个角色：学术助理、解惑者、整个研究过程的方向把控。

 

贾利民的博士生入学后，一旦研究方向确定，贾利民都会给他们准备一个超大的文件夹，文件夹里包含这个博士生研究方向上他所积累的、所有现阶段的成果，还包括该方向上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我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很快熟悉并尽快站在这个领域的前沿，避免在弯弯绕绕的地方浪费时间。”

 

贾利民自己求学的经历，是“野养”出来的：课自己选，课题自己定，研究过程自己把控，成果自己总结，基本上属于“无依无靠”。

 

“正因为我有这样的体会——那个过程虽然锻炼人，但迷茫的时候，需要人给一点指引，没有人管确实也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对我的学生，就避免他们在‘找不着北’、困惑其中的时候拔不出来。”

 

贾利民这种“强势”的性格，胆子小的、心里没底的学生不免“露怯”，对此贾利民心知肚明。他会想办法给学生信心，不露声色地牵引他们品尝进步的喜悦。

 

不管硕士生还是博士生，贾利民会安排每个学生至少参加3个课题，以覆盖一个科研项目完整的研究过程。“从学制和年限上，学生很难有机会参与到一个完整的项目，通过几个项目就可以分别覆盖项目的各个阶段。”

 

“我不能容忍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必须要有系统的观点和系统的思维习惯。”贾利民说，轨道交通安全这方面的专业事无巨细，各方各面互相联系，忽略一点都有可能出现大问题。

 

做到这点其实并不容易，要知道，贾利民“门下”的硕士和博士生总数有40多个。贾利民的办公室里有许多花篮，他说，每年一到9月10日，他这儿就变成了花圃。

 

 

“导师”只是贾利民众多头衔之一。他身上还层叠着很多分量十足的头衔，比如“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专家组副组长，比如“国家高速列车科技发展‘十二五’重点专项” 专家组组长。

 

不搞轨道交通的可能不太了解，“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真正地确保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高铁是中国人自己的高铁。这一行动计划自2006年下半年开始筹划，2007年逐步细化、科技部和前铁道部开始有效沟通，同时部署行动计划主要的工作。2008年2月26日，在钓鱼台国宾馆，科技部和前铁道部共同签署的《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纲要》和相关协议。从2008年初直到2014年，中国高铁的自主创新事业就在这一行动计划的指引下遍地开花。

 

作为行动计划的延续，“十二五”期间我国又启动了国家高速列车科技发展“十二五”重点专项（以下简称“重点专项”），贾利民是该专项规划的专家组组长，也是后来实施的专家组组长。

 

可以说，行动计划和重点专项覆盖了中国高速列车、高速铁路发展的方方面面，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高铁的成果都是在这之下实现的。

 

“汽车、航空、船舶的关键部分哪有中国人自己的东西？高铁不能再走用市场换技术的路子。有时候市场换不来技术，只能依靠自主创新。”贾利民说，那时候，高铁行业的有识之士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把自主创新搞成。

 

关键技术架构、实施路径、研发大纲、技术载体以及如何向各个子系统分解等等，两个专项下来，几十个亿的科研投入，贾利民作为“首席智囊”，坦言“压力很大是自然的”。

 

贾利民兢兢业业扮演起了“布道者”的角色：他不是所有科研和示范项目的具体实施者，但是他领衔的专家组要给自主创新过程的组织者、决策者、参与者和研发人员出谋划策。按他的话说就是“走到哪儿就把理念传到哪儿”“听不懂没关系，我再讲”。

 

“我老说我在中国高铁事业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布道者’，是一个‘行僧’——我更愿意叫‘行僧’。苦吗？也苦，但是过去的那个苦不太一样，这中间也有乐趣。我的理念、想法、知识得到了传播，并且通过大家的实践能够有结果，这是很快乐的事儿。”

 

贾利民总结说，中国高铁崛起的这些年，自己归根到底是发挥“参谋”的作用，“技术战略、技术上的布道者、规划者、纠偏者”。

 

高铁自主创新，事无巨细，说易行难。贾利民在这其中把方向、定路径、解惑传道，大家送他一个雅号“战略专家”。

 

和贾利民一起共事的专家、领导也开他玩笑：“没有老贾不知道的事儿。”

 

贾利民才不打无准备之仗。轨道交通这个行当，他是“从两根钢轨开始干起的”。从最初的轨道电路到列车控制、行车指挥、信息化、铁路智能自动化、铁路智能运输系统，贾利民涉猎广泛。这可以从他的履历中一睹端倪：1998年担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通号所副所长，涉猎通讯、控制；2000年担任铁道科学研究院计电子所所长，全国计算机联网售票系统4.0版就是他组织实施干出来的；后来又到铁道科学研究院运输经济所担任所长，其间兼管科技处、研发中心；2004年到北京交通大学参与建设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担任国家轨道交通安全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

 

不为人知的是，贾利民许多战略思维、战术思想，都是从书中积累出来的。

 

 

如果不是走近他，你绝不会知道贾利民写的一手字那叫一个漂亮，也更不会知道，看似“粗人”的他实际上每天无书不欢——每周看完一本书是他不成文的规矩。从初中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到现在已经陪了他三十多年。现在，“每天晚上不翻几页书睡不着”。

 

贾利民出差首选都是红眼航班——为了不耽误白天开会、上课、作研究。“精神可贵谈不上，就是命苦事多，怎么办呢？”他戏谑道。

 

“我看上去不像个读书人，也不像文化人，人家说我像‘黑老大’。”贾利民难得嘿嘿一笑，“不过我读书是习惯。古人讲‘三上’，厕上枕上马上；我也‘三上’：厕上枕上路上。”

 

贾利民的读书习惯可追溯到儿时。他的祖辈是当时被“打倒”的对象。他小时候陪着爷爷挨批斗、扫大街、扫礼堂、打扫厕所。因为是“黑五类”子弟，不敢出门，只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读爷爷拾破烂来的、能读懂的东西，慢慢地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从这些书纸堆里，贾利民的涉猎逐渐广泛，哲学、数学、历史、经济、军事……二战时期许多人物的传记让他爱不释手，从前苏联的列宁、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到美国的巴顿、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等。初中的时候他就完完整整地读过朱可夫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受这些人物影响，贾利民小时候曾一度立志当一名军人。

 

贾利民自言自己的性格深受他们影响。“在战争年代，就是生死。那种情况下，人的本性——恐惧、贪婪、懦弱、担当、责任、荣誉、使命，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读他们的过程中，组织规划、战略谋划、战术思考这些思维就跟着来了。”贾利民说，“我知道他们在影响我，但不知道是谁，可能是逐渐积累的影响吧。”

 

国内的人物传记也很多，但他直言最喜欢左宗棠和曾国藩。“我读左宗棠其人其事，我感觉他在告诉我，什么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么才能‘铁肩担道义’，我深有感触。”

 

《中国科学报》 (2015-01-30 第5版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