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是我自小以来的梦想。不仅因我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更是追逐梦想的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让我四十年如一日深爱着这份事业。正所谓，心向往之，行必能至。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小时候常听他们讲和学生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抗战胜利前夕那段生死攸关的往事。当时的长春市被围困，全城的百姓都在挨饿，我的父母又在这时得了疟疾，眼看一家人已经走入绝境，那一年我哥哥（作曲家王立平）4岁，我1岁。一天，家里突然闯入两个日本兵，父母的第一反应是“完了！”但是没想到这两个人把小胡子一扯、帽子一摘、军装一脱，像变戏法一样从腋下掏出一袋小米——原来这是他们的学生！父亲惊愕之余还批评了他们：“这也太冒险了！万一被满街的日本兵发现，是必死无疑的！”父母把我和哥哥托付给了这两个学生，他们还写了血书：一旦父母亡命，他们一定会把我和哥哥养大成人。庆幸的是，后来在多名学生送药送粮的帮助下，我们一家人走出了绝境。这些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对老师这份职业的敬慕和向往。

到了高中，因为我是“学霸”，经常难以用平和的心态与周围人相处。班主任陈子琪老师告诫我：要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人的优点，哪怕是一点点，只有这样才能与人和谐相处，才能使自己的才智得以发挥。后来我努力照她的话去做，每天都充满了快乐。后来我常常会想，也许就是她的这一席话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段经历也更加坚定了我当老师的信念，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当老师，而且要当一个学生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好老师！

1967年我从南开大学理论物理专业毕业，经历了十年的动荡，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来到了北方交通大学任教，终于实现了我多年的梦想！

忘不了第一次走上讲台时的庄重和兴奋；忘不了学生晚自习走后，我到5301教室，讲台下只有我爱人当听众的一次次试讲；忘不了上午一、二节有课时，学生头天晚上就到教室把前面几排座位全部占满的情景；忘不了一百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专注听讲的神情；忘不了期末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流着泪找到我，不是要求提分，而是说“对不起老师，全怪自己”的眼神。

90年代初，数学系的李同学吃不饱饭，我无意中得知这一情况后，先给了他点饭票，然后给他找了一份到图书馆打工的助学岗，事情过去三年多，毕业前他到办公室扑通一下子跪到地上，泪流满面地跟我道别。90年代中期，机械系的汪同学因为数学、物理不及格一周不能入睡，试图轻生，我开导并务实地帮助他渡过了难关。毕业后他进入仕途，国庆六十周年在天安门观礼时，我们不期而遇，他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是我救了他的命，他才有今天。

更加不能忘记的是，90年代末，根据国家工科物理教学基地建设的需要，我接受了建设物理演示实验室的任务。20多个学生自愿参加，不分寒暑、夜以继日，甚至大年三十也吃住在实验室和我一起奋战：查资料、画图、跑加工、组装、调试、布局实验室、编写说明书、做网站、开发导学系统软件……这样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了近八年！后来我们的实验室建设得到了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这其中饱含了我的学生们的辛苦付出。时至今日我们每每相聚时，都会回忆起那些年共度的美好时光，互相充满了感激。学生们还说：参加实验室建设收获良多，给他们一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今这些学生们出国、恋爱、结婚、生子、调动工作、得了奖励、涨了工资等等大事都不忘告诉我。

做老师给我带来了十足的幸福感。只要你全身心地投入、认认真真地教学、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助力学生成长，你不仅可以传授知识，还可以影响学生的人格养成，甚至于影响他们的一生。

在交大育人的四十载，我投入、我奋斗、我辛苦、我享受，我无怨无悔！

（摄影：张先睿 编辑：龚家琦、张杏）